[摘要]这种叙事设计让读者在渴望获得新信息的同时，又对究竟发生了什么充满怀疑。

希沙姆•马塔尔（Hisham Matar）是两部长篇小说的作者。这两部小说篇幅不大，却都令人印象深刻，它们讲述了在政治威胁的阴影下成长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皆为年轻人，专制的当局草率地拘押了他们的父亲。苏莱曼是《在人境》（In the Country of Men，2005）的叙述者，他九岁那年在电视上亲眼目睹了一位家族世交被活活绞死，当时他身边围着一群大人，面色沉重，满脸迷茫——这是1970年代的利比亚。“镜头移向了观众。他们向天挥拳，呐喊欢呼。”不久之后，苏莱曼的父亲被逮捕。出于安全考虑，他被送到埃及。此时，他必须直面放逐，直面“永远在场的缺席”（ever-present absence）。

《失踪的剖析》（Anatomy of a Disappearance，2011）

在《失踪的剖析》（Anatomy of a Disappearance，2011）里，父亲形象本身成了永远在场的缺席：父亲是一个政治异见者，被放逐到开罗，他本来约好和十几岁的儿子在瑞士见面，但却没有见到儿子。小说从未明确提及利比亚，但一想到希沙姆的处女作，读者自然知道主人公来自哪里。这部小说始于父亲的消失，并不断围绕这一事件展开，随着时间上的前后挪移，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

但凡读过希沙姆新闻作品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两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基于他的个人经历。马塔尔在的黎波里长大，幼年逃亡埃及，此前他的父亲雅巴拉•马塔尔（Jaballa Matar）与卡扎菲的独裁政权发生冲突。雅巴拉不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还是卡扎菲政权“最知名”的反对者之一：他在开罗的基地领导地下组织，在乍得经营反对派训练营。希沙姆在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里写道：“在埃及，我们觉得很安全。但1990年3月，父亲被绑架了。”当时马塔尔十九岁，在英国读书。

随后的数年时间里，不断有雅巴拉活着的迹象传来。在巨大的风险下，他的私人信件被从的黎波里的阿布萨利姆监狱偷带出来。雅巴拉在牢房里写道：“一切都是残酷的。”另一份信函里有一盒磁带，这位勇敢、务实、不屈的犯人终于发出了“软弱的嚎叫”——他的绝望之音。“出于某种原因，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保留这段录音。”

生命迹象在1996年中断。是年，阿布萨利姆监狱发生了臭名昭著的大屠杀。但家人对雅巴拉活着还抱有希望。希沙姆为获得消息四处奔走，多方求助作家、律师、政治家。直到2011年，卡扎菲被废，继而被杀。一大批政治犯浮出地表，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希沙姆的几位亲戚。但雅巴拉还是音信全无。对希沙姆来说，是时候回到故土，查出真相了。

《归来》（The Return，2016）。《纽约时报》2016年度十大好书（非虚构类）。

《归来》（The Return，2016）的故事便从这一时刻开始。但是，类似于《剖析》，它的时间线索也在前后自由游移，从而掩盖了其复杂而精密的写作技术。这本杰作最突出的一个成就是它的结构：这种叙事设计让读者在渴望获得新信息的同时，又对究竟发生了什么充满怀疑。某一刻，我们刚知道雅巴拉被绑架了，希沙姆就把时间拨回过去：他的父亲战战兢兢地溜过埃及和利比亚边境，看望自己年迈的父亲，希沙姆的爷爷。在老人去世后，雅巴拉劝慰他十来岁的儿子：“现在……再也没有担心的必要了。”直到后来，作者才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而他把读者的胃口吊到了这一章结尾：“他真正的意思是，现在既然他的父亲已经走了，他就能冒更大的风险了。”

希沙姆逐渐勾勒出了一幅雅巴拉的肖像——沉默寡言却暖意融融，意志坚定却胸怀坦荡，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甚至，是一个伟大的人”。尽管对希沙姆而言，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者”的儿子活着，需要承受很多困苦。“我们都需要一个能让我们发脾气的父亲。可是，当父亲不死不活，当他只是一个幽灵，这样的愿望变得十分无力。” 希沙姆描述了他在利比亚的早年生活——他曾坐在桉树荫下——以及，他在开罗舒适的童年时代。利比亚来的亲戚会顺道来看望他们，但危险从未走远。雅巴拉在欧洲旅行时总随身带枪，在他检查过私家车是否有爆炸危险前，孩子们是不允许靠近那辆车的。一次，希沙姆的哥哥发现有可疑车辆停在他瑞士寄宿学校的门口，里面坐着四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最后他顺利躲开了他们。这是1980年代的利比亚——作者提醒我们，根本没去想伦敦大使馆的窗外有拿着机关枪的反对者。

希沙姆在十六岁时被送到英国的学校。在他哥哥化险为夷之后，别人建议他用一个化名。他选了鲍勃这个名字（取自雷鬼歌手鲍勃•马利[Bob Marley]和民谣歌手鲍勃•迪伦[Bob Dylan]）。他爱上了一个姑娘，但后来还是拒绝了她，因为“我无法想象亲吻一张从未说出过我真名的嘴”。希沙姆关于这一时期的描述令人想起《剖析》里的人物，后者也必须在一所英国寄宿学校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别让任何人轻易知道你的行踪。”小说主人公的父亲这样教育他。在雅巴拉失踪以后，他的儿子就成了“一个被束缚住的动物，谨小慎微，静默不语”。他定居伦敦，先学了建筑，后来投身写作。但即便二十年过去了，英国于他，仍旧是个“暂居之所”。

随着希沙姆•马塔尔的镜头进进出出，他家三代人，以及整部二十世纪利比亚史都一目了然地呈现了出来。我们认识了他祖父，一个抵抗墨索里尼的斗士；我们还遇到了他众多叔伯兄长，他们与卡扎菲的专制政权激烈冲突。作者描写了他回到利比亚时的“醉意”，描写了故乡景色的“满目疮痍、锈迹斑斑”，当然还有那“创口初愈，新肉长成的颜色”。这是2012年，所有人都是乐观主义者。他和亲人重聚，出席文学圈的集会。我们也开始理解他职业曾经的危险性了。他的书一度在利比亚被禁；秘密警察出现在他伦敦的新书发布会上。他的第二本小说里一处都没提到自己的国家，原因不言而喻。不过现在他是一个自由人。他心存这样的遐想：和妻子一起搬到班加西。

这是“短暂的希望之窗”，希沙姆写道。今天，利比亚是一个失败国家，是宗教暴力和宗派主义的温床，是欧洲移民危机的一个主要诱因。独裁者不复存在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糟糕的东西——这为《归来》罩上了一层沮丧的黑布，就像我们始终知道雅巴拉失踪了，而他的儿子无法获得任何答复。

本书的最后几页一样精彩。场景设在伦敦，时间是2011年革命前几年。希沙姆在这几页描写他与英国政客会面，试图营救父亲出狱。这些英国政客里，有“愤世嫉俗”的彼得•曼德尔森，他和卡扎菲的儿子赛义夫•艾尔-伊斯兰十分亲近；还有令人捉摸不定的大卫•米利班德，他想知道希沙姆是不是“我们的一员”。作者还联系上了纳尔逊•曼德拉，但曼德拉拒绝提供帮助。最终，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把作者引向了赛义夫•艾尔-伊斯兰本人。他们在伦敦的骑士桥区见了面；顷刻间，属于富有独裁者帮凶的那个险恶的地下世界向希沙姆打开了一扇窗户， 在奢华的酒吧里，肮脏的交易与优美的钢琴声融洽无间。

“我们很为你骄傲，”赛义夫的助手告诉马塔尔，“赛义夫想要你来为我们工作”。可以想见，接下来上演了一出猫鼠游戏。赛义夫答应会帮忙，但事情变得复杂。他们询问了希沙姆，一些敏感问题也得到了尊重。赛义夫叫希沙姆放心，他是个改革者。然而，仅在数天之后，这位独裁者的儿子就出现在利比亚国家电视台，他保证，一定会杀了那些为民主奔走的反叛者。

希沙姆•马塔尔是个极好的作家，并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失踪了，也不是因为他的故乡一团糟。他是个极好的作家，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叙事缔造师和文体家，他简明的风格、克制的结构与他骚动的情感材料构成了极佳的互补。他的语域总在微妙地变化。他可以写出既抒情又讽刺的文字；他会征用一系列文学典故；他也能驾驭格言体——或许这一风格是从父亲那里习得的。雅巴拉这样教育儿子：“给予吧，就好像你在索取。” 雅巴拉还说：“别与利比亚较劲。你一定会输的。”希沙姆•马塔尔并没有和利比亚较劲，他在设法理解他的国家——她的历史、文化、潜能，以及恶人对这个国家施加的罪恶所造成的可怖后果。马塔尔思考的结果，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份非凡的礼物。（文/托比·利希蒂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