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狂人日记》的意象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此的畸形，人性是如此被彻底扭曲，以致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所有的人都不正常了，唯一的正常人则被整个社会看作是“疯子”。

作者：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30年以来，知识界对新文化运动的心态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如果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主流知识界对这场思想文化运动怀有强烈的道德激情与浪漫审美心态，那么，现在更多地是转向平和、冷静与审慎的反省。本文尝试以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视角，从经验主义立场，怀着同情理解的态度，对20世纪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思想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作进一步的反思。

一、中国激进反传统主义是世界思想史上的独特现象

众所周知，发端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内部，始终存在着两种思潮势力，一种是北方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反传统派，另一种则是南方以《学衡》为代表的，被汪荣祖先生称之为具有新古典主义的人文主义立场的保守派[1]。在这种思潮对话与碰撞中，保守派与激进派在现代思想史上都有重要地位，都为中国20世纪的思想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而，必须承认的是，北派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潮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宣称“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2]。这种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北派的宣言，这种话语在当时占有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新文化运动

这种激进的全盘传统主义的强烈程度，吴稚晖、钱玄同与鲁迅三人表现得最为典型，吴稚晖喊出“把线装书扔到茅坑里去”的著名口号，钱玄同提出要“废除汉字”，在他看来，“2000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初学童子则终身受害不可救药”[3]。他还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与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4]在他看来，为废孔学而废汉文之后，可用世界语取而代之。陈独秀则对钱玄同的激进反传统思想予以坚决支持，他认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

鲁迅最著名的观点是“礼教吃人”，他在《狂人日记》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的意象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此的畸形，人性是如此被彻底扭曲，以致生活于这种文化中的所有的人都不正常了，唯一的正常人则被整个社会看作是“疯子”。鲁迅通过这个奇特的文学意象，表达了他心目中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荒诞性，《狂人日记》可以说是中国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想达到的巅峰，其激进与极端程度在人类思想史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有些咬文嚼字的学者曾质疑鲁迅的《狂人日记》有抄袭果戈里作品之嫌，但绝大多数人并不认同这一点，因为这个具有激进反传统的文学意象，太具有颠覆性、独特性与原创性了。

鲁迅画像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全盘的反传统主义思潮对新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文化与政治选择，均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1917年9月，青年毛泽东在对友人的谈话中就鲜明主张，“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从，奴隶性成，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定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他还主张，应“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5]

这种激进反传统主义对于打击保守势力有正面贡献，但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激进反传统的思维方式以人们并不曾意识到的方式延续到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支持红卫兵的“横扫一切”的“破四旧”的革命行动，其逻辑论据就是“彻底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反传统思潮的核心就是，包括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内的传统，都是“封建主义的腐朽上层建筑”，因而被统统列入要打倒与扫荡之列。

新文化运动精英画像

毫无疑问，20世纪初期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反传统主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文化现象。众所周知，在20世纪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都是曾不约而同地诉之于本民族的古老传统，来强化民族凝聚力与认同感，以此来推进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日本是如此，“复兴传统的土耳其”为号召的土耳其基马尔是如此，以“印加帝国”作为民族共识的来源的秘鲁现代化精英也是如此，而中国的知识界主流，却选择了与传统文化公然决裂的方式，来启动本国的现代化运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中国是人类有史以来的23种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明，然而却在20世纪初期，这个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却出现了一代最激烈，最彻底地誓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决裂的新人，他们以其激进的思想来宣称现代化时代的来临。这是世界文明史上何等吊诡的奇特景象。

二、浪漫主义与进化论：激进反传统主义的两重动力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激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思潮？事实上，后发展民族意识到本国文明与西洋文明的差距，都会产生西方文明先进与本土文明落后的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要全盘地否定自身传统。例如，《文明论概略》的作者福泽谕吉认定当时的欧洲各国与美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则被他判识为“半文明”国家，他把非洲、澳洲地区的一些民族判识为处于“野蛮”阶段。他得出的结论是：“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6]福泽氏用“文明阶梯论”作为分类的标准，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他采取的是实用理性的观念，用文明程度高低为标准，这种文化比较并没有导致全盘反传统主义。

福泽谕吉

中国的全盘反传统思潮产生的原因，可以从情感与思想逻辑两个层面来考察。在心态情感层面，浪漫主义崇尚自发的冲动、独特的个人体验，强调人在冲决世俗平庸生活的规范信条时，在破除习俗、铁笼般的制度对人心的束缚时，所产生的高峰生命体验，在他们看来，由此而形成的生命美感体验要比可能导致的实际后果更为重要。用罗素的话来说，浪漫主义者在推开对人性的种种束缚时，往往会获得“一种新的元气”，一种“权能感与登仙般的飞扬感”[7]，这会使他觉得即使为此而遭到巨大的不幸也在所不惜。浪漫主义在人类思想解放中，具有重要积极作用。思想解放不可能是冷冰冰的理性判断的结果，它肯定要伴随着人们在精神上强烈的对“登仙般的飞扬感”的追求。罗素认为，平庸是人类生活的宿命，而冲破这种平庸，又是人类精神上的最深层的渴望。任何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都可以看到人类的浪漫主义的影子。而中国近代史上的浪漫主义，是对僵化的、死气沉沉的、铁屋般的保守习俗与现状的一种刚愤的反向运动。

浪漫主义还有另一种由此派生的涵义，那就是通过这种“主体向外扩张”的移情作用，来宣泄、抒发、寄托内心的深层愿望。用欧洲思想史学者斯特伯朗伯格的说法，就是“主体的心灵参与了对客体的塑造”[8]。

当人们用激情、悟性、意志、“以美为真”（英国诗人济慈语）的快感来张扬理想时，就会油然而生一种强烈行动趋向。浪漫主义，就是快感至上主义，它由此产生的一种改变现状的强烈热情在人类历史上曾产生巨大的变革作用。

陈独秀和《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中的浪漫主义，不同于18世纪欧洲以“回归中世纪”为主旨的牧歌式的浪漫主义，这是一种在极端反传统的快感宣泄中，在与传统的断然决裂中获得精神飞扬感的浪漫主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是对青年的浪漫礼赞，他歌颂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如人身新鲜活泼之细胞”。李大钊也同样充分浪漫热情来歌颂青年：“青年之口头，无‘障碍’之语；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9]新文化运动的浪漫主义者通过对青年的礼赞，来呼唤新时代所需要的勇气、意志力、雄心、直觉、想象力与理想精神。虽然浪漫主义者常常因其不切实际而四处碰壁，经受挫折与失败，但浪漫主义可以极大地激发人的主观精神，而主观精神的调动，又产生改造现实的能动的影响。

如果说，19世纪末谭嗣同“冲决网罗”的呐喊是中国20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滥觞，那么，邹容、陈天华、汪精卫等人则是20世纪初中国浪漫主义的开先河者。《革命军》的作者邹容鼓吹“非尧舜，薄周礼，无所避”继之，陈天华以《猛回头》《警世钟》再继之，陈天华对中国人的民族性的判断，与近代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显示出来的经验事实并无关系，也完全不涉及前辈知识分子如严复、梁启超等人经常提到的中国国民性的种种负面表现，陈天华对中国民族性的美化还表现在把中国他把西方民主政体视为“珍馐已罗列于几案之前，唯待吾之取择烹调，则何不可以咄嗟立办”。他鼓吹“吾民之聪与明，天之所赋也”[10]。这种浪漫主义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激进文化主义的核心价值。

邹容和《革命军》

如果说浪漫主义是心态层次的因素，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则是支撑激进反传统主义思潮的学理与思想逻辑层面的因素。根据进化论的逻辑，“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那么，适者为优，不适者为劣，由“优者”淘汰并取代“劣者”，就是“物竞天择”的必然逻辑。既然传统渗透着腐败与没落的东西，它扼杀了自由人性，使我们民族陷入生存亡的危机，那么，为了求生存而淘汰它，那就成为一个理性人必须接受的“无上命令”，再也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命令了。陈独秀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激进地抛弃传统提供了一种完整的理论逻辑框架。

要看到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剂具有强大摧毁力的话语猛药，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只有近乎极端的“优胜劣败”两叉分类，才具有刚性的话语力量，来摧毁顽固、封闭、僵化的专制文化对人心的束缚，才能砸碎传统官学的保守壁垒；然而，另一方面，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反传统主义者把自己祖先创造的文化，整体上看作是必须淘汰的“劣者”，将使人们进入一种“文化自虐”状态，这种“文化自虐”心理恰恰是宣泄浪漫主义快感的温床。可以想象，当吴稚晖、钱玄同与鲁迅说出这些极端反传统的言论时，会产生“痛即美”的快感。事实上，心态上的浪漫主义与进化论提供的逻辑在此时已经交融在一起了。

三、启蒙理性的程序漏洞

传统，包括习俗、习惯、制度与文化乃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应对自身的环境压力与挑战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传统被打倒后，它们不再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与选择的标准，那么用什么东西来取代传统，以引导人们作出自己的行动选择？

在扫荡传统之后，填补空白的就是启蒙理性，所谓的启蒙理性，就是以普世价值的“第一原理”为演绎依据，运用概念推演得出真知判断的思考方法。启蒙理性主义者认为，抛弃传统后，就可以经由这种启蒙理性，根据这种理性认定的普适原则、公理与价值，推论出一个好的社会。在启蒙主义者看来，这个好社会的蓝图，是无须以经验为基础的，只要根据理性与“科学”原则，就可以在人的头脑中建构起来。此前大凡人类的传统制度，都是以千百年来各民族在应对自身环境挑战过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为基础的，人们根据这种经验组织社会生活，形成社会规则与制度，而启蒙理性主义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则是可以通过“理性的”“科学的”方法，通过理性的建构，来予以确定并作出选择。当人们运用启蒙理性提供的普世价值与组织社会的第一原理，设计出重建社会的施工蓝图，它就进一步发展为建构理性，在建构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人就完全可以如工程师设计机械一样，设计出理想社会的施工蓝图，建构一个好社会。在这里，建构理性与我们在经验生活中运用的常识理性不同，常识理性也可称之为世俗理性，它是指健全人在日常生活中，摆脱宗教狂热、信仰教条的影响，追求功效最大化而使用的世俗理性。

用建构理性取代经验有什么问题？以往的人类总是依据经验来作出选择，一个在传统经验世界中生活的人，一般不会未经经验中的尝试，就去争取历史上不曾存在的东西。对理性推导能力的崇拜，让人的理念具有了独立性，人们就可以脱离经验，直接根据理性的推导的观念来重建社会，这就使人们的行动具有与经验事实脱节的可能性。

四、两种不同方向的启蒙理性的崛起

激进反传统主义导致两种启蒙理性的崛起。一种是右翼的、以西方地方知识为普世价值与仿效标准的西化自由主义。陈独秀在1915年发表的《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一文中认为，东方宗法制度的恶果是“毁坏了个人独立自尊的人格，窒碍了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了个人法律上之平等权利，养成依赖性，戕贼了个人之生产力，东洋民族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以此四者为因。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11]。《新青年》提倡的正是这种以西方个人主义为本位，以道德、伦理、政治与法律系统为准则的启蒙理性。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对于冲击专制文化造成的奴性人格，固然具有革命意义，但以此为基础设计好社会，就会陷入全面脱序的困境。

严复画像

早在新文化运动前夕，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就预感到激进反传统主义的兴起与激进自由主义的关系，他在《说党》中写道：“极端平等自由之说，殆如海啸飓风，其势固不可久，而所摧杀破坏，不可亿计。此等浩劫，内因外缘，两相成就。故其孽果无可解免。” [12]严复把法国大革命作为这种激进主义的典型例子，他指出：“当十八箕法民之为起义也。举国发狂，聚数百之众于一堂，意若一夕措注，或以划数千载之不平，而明旦即成郅治。且其志以谓吾法成，且徒法民之利而已，生人之福，胥永赖之。”[13]严复进而指出，以“自然公理”的名义对传统的冲击与摧毁，其结果是，旧的虽然被破坏了，但新的却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因为，卢梭所鼓吹的自然法，乃是“悬意虚造之辞”。其结果必然是“无以善其后” [14]。

除了这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启蒙理性，还有一种是左翼的启蒙理性，包括工团主义、基尔特主义、安那其主义、暴力革命主张的平等世界论。以上两种启蒙理性，都相信可以在脱离本土经验的条件下，按主体认定的普世性有效的价值，建立起好社会来。这个社会不是根据本民族已往的经验为根据，而是根据道德理想与美好价值为依据。

虽然，启蒙主义思潮在打击专制旧传统方面有其正面贡献，然而，由于传统不能成为中和、缓冲启蒙理性的中介物，启蒙理性就会在自身逻辑的支配下，走向建构理性主义，由于理性本身具有的缺陷，会使这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容易演变成对左或右的乌托邦世界的追求。另一方面，观念与精神对人心的吸引力是如此强大，又可以使崇尚这种观念、主义与精神的知识分子成为唯心主义观念的奴隶，而观念、主义与与现实经验的完全脱节，又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与始料不及的危险后果。全盘西化论产生的对西方民主的建构主义的追求，以及“文革”的极左思潮对乌托邦极左世界的追求，都是右与左的建构理性的产物，它们也都是观念的异化的历史后果。

参考文献

[1]汪荣祖.新文化运动的南北之争——重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复杂面相. “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2015：19-27.

[2]陈独秀.敬告青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3.

[3][4]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417、420.

[5]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575.

[6]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

[7]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221.

[8]Roland N. Stromberg. European IntellectualHistory Since 1789. New Jersey:Printice Hall, 1981:50.

[9]李大钊.晨钟之使命.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下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115.

[10]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0： 120-125.

[11]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0：9.

[12][13][14]严复.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608、308、308、560.

（本文原刊于《探索与争鸣》杂志2015年第12期，原题名为《知识分子如何避免观念的陷阱——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性到政治激进主义》，此为上篇，腾讯思享会受权转发。编辑整理：李大白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