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些史料对大量明朝官员降闯事实有明确记载，不可能故意隐去吴三桂降闯，可见当时根本没有降闯的说法。

腾讯文化 杨琳 发自北京

甲申1644年，北京先后经历了明、顺、清三方的统治，作为当事人，总兵吴三桂成为谜一般的人物。河南学者林奎成在中国社科院清史研究室出版的《清史论丛》中，发表一篇涉及吴三桂的论文。他综合分析了可见的一百二十多种史料后，认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纯属子虚乌有，他也并未投降李自成。作者还认为，吴三桂的顶头上司蓟辽总督王永吉才是幕后撬动政局的人物，正是他决策借清兵入关报“君父之仇”。

吴三桂

“冲冠一怒为红颜”子虚乌有

由于家国情怀与儿女私情相结合，“冲冠一怒为红颜”广为流传。目前对于史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史料是陆次云的《圆圆传》。《圆圆传》中称，崇祯16年，听闻陈圆圆才艺俱佳，吴三桂派人欲赎陈，但当年陈已被田弘遇劫掠而去，田弘遇是崇祯帝妃田妃之父，由于田“年耄矣”，陈在田府郁郁寡欢。

陈圆圆的影视形象

然而《明史》记载，田弘遇在女儿当上帝妃后，“好佚游，为轻侠”，这分明是形容一个壮盛之人。田妃在崇祯为信王时便入王府，信王选妃时，所选秀女为12到15岁之间。田弘遇无子，田妃是长女，按照古代男子16岁娶妻生子女的传统，崇祯16年田弘遇大约45岁，并未年迈。

田府家宴是《圆圆传》中的重头戏，甲申年春，陈圆圆对田弘遇说，乱世中必须结交强人，希望田宴请当时在北京的吴三桂。家宴时吴相中陈圆圆，向田承诺会保护他。田因此将陈拱手相送。此后吴出京迎敌，其父吴襄将陈留在北京。

林奎成认为，《圆圆传》最大的破绽是时间，吴在甲申年春一直镇守宁远，而田弘遇死于崇祯十六年。一种观点认为，史料出现误记，田应该是在崇祯15年得到陈，这样家宴时间也会提前为崇祯16年，而《国榷》记载，吴三桂确于崇祯16年五月进京，如此一来，《圆圆传》记载大致准确。作者表示，家宴前后，《圆圆传》中有“时闯师将迫畿辅矣”、“警报踵至”等词句，渲染李自成逼近北京。正因为乌云即将盖顶，田才会刻意结交吴三桂，否则田在家宴中“设寇至，且奈何”的发问便不能成立。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作战，离北京尚远。

吴陈如何结识？甲申年最早透露陈圆圆音信的《再生纪略》记载，陈曾与他人相约逃走未果。作者陈济生亲历国变，此外《甲申核真略》也佐证了陈的说法，作者杨士聪是明朝官员，当时恰好被羁押在田府。这说明当时陈圆圆就在田府，刘宗敏占据田府后得到了她。

李自成于四月二十九日离开北京，一路遭到吴三桂追杀。《平寇志》记载，“尽弃辎重、美女、金银，自卢沟桥至固安百里，盔甲衣服盈路。”吴三桂得到陈圆圆应是在这期间。

吴三桂并未投降李自成

吴三桂是否先降李闯，再降清军。目前最为流行的是“中途降闯说”，即吴三桂在前往北京途中接受了李闯的招抚，但中途变卦，转而引清军入关。

最早记述吴李关系的史料，为多尔衮给顺治的奏报，奏报称吴三桂拒绝李闯的招降。林奎成翻阅了2名当事人，4名亲历人留下的史料，均未称吴三桂降闯。且这些史料对大量明朝官员降闯事实有明确记载，不可能故意隐去吴三桂降闯，可见当时根本没有降闯的说法。

吴三桂降闯的说法实则盛行于康熙年间，吴三桂叛清后，康熙发布上谕，其中有“逆贼吴三桂，值明季闯贼之变，委身从贼，寻以父死贼手，穷蹙来归。”实际上，吴三桂与清廷合作是在山海关大战当天四月二十二日，而其父吴襄是在四月二十四日，李自成败亡途中被杀。仅此一条，可见康熙所言不实。

康熙曾命令贝勒尚善平乱，尚善在写给吴三桂的信中，斥责了吴三桂叛清的行为，唯独没有提到吴三桂投降李闯，反而说“王（吴三桂）在明时，不过一总兵官耳，国破不降，而能请兵灭贼，以复君仇者，可谓尽忠于明室矣。”

林奎成列举了从甲申年至《清史稿》成文之间问世的，涉及吴三桂的共计42种史料，甲申之年成文的11种，均未称吴三桂降闯，顺治朝6种，5种认为未降闯，1种含糊其辞，康熙朝三藩之乱前的3种均认为降闯，但一种系伪书，三藩之乱后22种，观点为未降闯的6种，降闯的14种，其中5种已被证明是伪书，此外存疑1种，认为吴欲降但未降1种。

康熙朝是史料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这应该与清廷对吴三桂的政治舆论打击有关，以至于我们认为吴三桂降闯是甲申之年便已经流行的观点。

王永吉才是借清兵入关决策人

吴三桂既然没有降闯，国变前后他在做什么？三月六日，崇祯命吴三桂撤守宁远，入卫京师。吴三桂于三月十九日北京城破之时，才从宁远到达山海关，有人认为他不愿救驾。

林奎成表示，甲申年关外仅有宁远孤城。吴三桂和蓟辽总督王永吉多次希望弃守未果。直到三月崇祯才以皇帝手诏形式向王永吉下令“撤守宁远，入卫京师”。“撤守宁远”意味着必须解决宁远百姓的安置。

王永吉

按照明朝制度，手诏需要御前宦官送达。王永吉的衙门设在遵化，距离北京350里，太监手持诏书送达，起码需要三天。三月九日王永吉奉召后，立刻出关前往宁远，遵化距离宁远570里，从宁远返回山海关又是220里，合计近800里，此外还要迁移宁远50万民众。可以说三月十六日王永吉入关已算快马加鞭。由于需要安置移民，吴三桂在三月十九日才入关。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大有玄机。吴三桂在赶往北京途中得知京城失陷、崇祯死难的消息后，与王永吉在四月五日返回山海关。谁有资格下令借清兵入关抗击李自成，为崇祯复仇？能做这一决定的只有蓟辽总督王永吉，当时他拥有崇祯手诏，还掌握特权，是北方最高长官。《清世祖实录》中记载了王给清朝的书信，他希望清军在中协、西协进入，联合“剿灭”李闯。明代北边长城划为“三协”，中协为遵化一带，西协为密云一带，山海关在东协范围。

在《明季北略》和《平寇志》中都记载，王永吉四月十七日率领三十人南下，而向清军借兵的发生在四月十一日。作者认为，本应坐镇山海关的王永吉深知借清兵入关风险极大，因此率先脱身，日后借兵事成，则有大功，一旦事败，可将责任推卸给吴三桂。

借清兵入关的结局是多尔衮选择走山海关路线而非中协、西协，面对李自成和多尔衮的两路大军，吴三桂只得放清军入关。最终顺治在北京称帝，吴三桂不得不投降清廷。

事后为何听不到澄清的声音？作者认为清朝定鼎之后，吴三桂成为开国功臣，怎会告知清廷功劳属于王永吉，王永吉更不会宣扬曾犯下弥天大错。作者还揭秘了一桩私人交情，既然并非史实，吴伟业为何写下“冲冠一怒为红颜”？原来王永吉死后，为他撰写碑铭的正是吴伟业，两人是交情莫秘的好友，吴伟业的诗极有可能为好友避讳。

以下为腾讯文化对学者林奎成的采访：

腾讯文化：陈圆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林奎成：陈圆圆之死，有自缢说、自沉说、病死说、入道老死说等等。但从死地来看，仅有两种，一说死于云南，一说死于贵州。

死于云南是传统说法。《昆明县志》载：“吴三桂既死，相传其美人陈圆圆不久入道。……安阜园在城北商山寺，父老云有圆圆墓焉。其旁即梳妆台遗址。”。可为此作佐证的资料亦复不少，刘健《庭闻录》记载，清军围攻昆明，城未破，圆圆已亡。刘健之父是吴三桂的属下，故刘健所记当不致误。又据佚名《平滇始末》，昆明城破时，“陈娘娘、印太太及伪后郭氏俱自缢。”“陈娘娘”即陈圆圆。综合各家记载，我以为陈圆圆死在云南说最为可信。

死于贵州是近几年的新说，《陈圆圆后传》一书首创陈圆圆死于贵州说。此说梗概为：吴三桂兵败，部将马宝护持陈圆圆及吴三桂后人，自昆明逃亡至贵州省某地，于此安家落户，当地还有陈圆圆和吴三桂的墓碑。

但三藩之乱平定时，马宝降清被磔而死（一说战死昆明城外）。最荒唐的是墓碑，根据此书，陈圆圆墓碑文字为“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席位”（“聂”是1954年文字改革后才有的简化字）。该书认定其意为“明苏州氏陈圆圆皇妃之墓”。什么叫“苏州氏”？什么叫“陈圆圆皇妃？”“皇妃”有直呼其名的吗？文义、典制，两皆不通！

陈圆圆墓

此外，“故先妣”本身就是不通的文字。“故”、“先”同义，岂可并用？《后传》暗示说“吴门陈圆圆籍贯苏州”。陈生玺《陈圆圆其人其事考》（载于《南开史学》1981年第2期）引《武进县志》和《天香阁随笔》等资料考明，陈圆圆籍贯常州府人，确凿无疑！

墓碑还有诸多错误，这说明墓碑是当代人伪造的赝品，从碑文“聂”为简化字来看，作伪时间不会超过60年。如果再从近年来全国各地为了开发旅游资源而纷争古代名人故居的现象来看，则作伪应该是近十几年的事。

腾讯文化：崇祯对于明朝灭亡是否负有很大的责任？

林奎成：明朝的灭亡，不能全都推到崇祯帝身上。但是，明亡之际，至少有三件大事的举措失误，是崇祯帝自己造成的。一是“弃宁入卫”，二是“南迁图存”，三是“太子监国”。

大臣早就上书崇祯弃守宁远，但直到三月六日，崇祯帝才绕开内阁，手诏蓟辽总督王永吉，督率吴三桂弃宁入卫，为时已晚。

二月二十六日，大局危在旦夕，官员李明睿提出“南迁图存”的建议。而崇祯帝惑于浮议，不从实际出发，大唱“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的高调。

拒绝南迁之后，官员李邦华又提出选重臣护持太子南下，抚军监国，以备不测。而南京朝堂尚有史可法、刘宗周等人，足可辅佐太子，如此便不会出现凤阳总督马士英拥立福王，任用奸佞把南明搞得一塌糊涂的乱局。不料崇祯帝却说我治理国家十七年尚不济事，孩儿家能干得了什么？

崇祯帝的性格极其复杂。即位之初，颇有中兴气象。之后杀熊文灿、袁崇焕、陈新甲、周延儒等，体现了他的刚愎自用。然而在事渉国脉存亡的方略上，他却优柔寡谋。可见亡国之君，自有取亡之道。

崇祯帝

腾讯文化：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山海关一战后，他为何一蹶不振？

林奎成：李自成的失败，史学界有多种解释，有人认为李自成进京后迅速腐败。有人认为李自成“不忘阶级本色”，刑杀过重。也有人认为农民军进京后不去草寇习气等。

这些解释都是隔靴挠痒，或者说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其实李自成失败的原因非常简单：大顺军三月十九日进京，迟至二十九日才派人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这是问题的本质。

李自成对关外局势一片茫然，并不知清军虎视眈眈。大顺军元月自西安出发，除宁武关一战外，明朝各镇总兵望风归降，仅仅两个多月就拿下了北京。这使他幻想以和平手段招降吴三桂。李自成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三月十九日进京，立刻遣派重兵，以武力抢占山海关，消灭吴三桂。李自成的失败，是单纯的军事问题。

山海关一战后，李自成军队每遇清兵，败绩连连。其中的原因，主要应从双方军事实力上去寻找。山海关战败，李自成尚有余兵不下五十万众，而清军总数不足二十万，表面看，清弱闯强。但农民军以步兵为主，清军则以骑兵为主，冷兵器时代的野战，骑兵优于步兵。清军的骑兵，自幼惯于马上驰驱，又得蒙古之助，几乎全是口外良马，而农民军的骑兵，大都是庄稼汉，老兵不足三千，余则为崇祯十三年李自成入河南之后招募的新兵，所谓战马，一部分俘获于明军，大部分则是农村耕畜，这样的骑兵，对付孱弱的明军则有余，与清兵作战，不堪一击。

腾讯文化：多尔衮为何背弃与王永吉的约定，选择走山海关路线助明军“剿闯”？

林奎成：王永吉与多尔衮约定，清军自中协、西协入关，而明军自山海关发兵，形成对李自成的两翼夹击之势，其目的就是要把山海关掌控在自己手中。只要山海关不失，清军违约，明军就可待江南兵马北上，把清军赶出长城以外。

王永吉的借兵书信发出于四月十一日，而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已经发兵于沈阳。多尔衮接到借兵书信是十五日，地点在翁后，沈阳距翁后一百七十里。这段距离多尔衮走了六天，完全不是急于争天下的速度。多尔衮可能以为吴三桂必然会与李自成合作，不会为清军让出山海关。

极其偶然的是，多尔衮十五日接到借兵书信，始知吴三桂并无降闯的打算，他意识到吴孤立无援，可以巧取或者硬夺山海关了。十六日，他停止西行，掉头向山海关方向，同时派人去锦州调取红衣大炮，就是打算巧取不成，转而硬攻。可以说，这一阴差阳错的偶然事件，居然改变了中国历史。

多尔衮

腾讯文化：该如何评价吴三桂？

林奎成：在此我仅谈几点原则性的意见。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历史学者的任务是探究历史真相。史学家不是政治家，不应该抱着为政治服务的态度去对待历史。

在对吴三桂评价的问题上，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政治风气的干扰和影响。三藩之乱后，吴三桂被指斥为“不子不臣、不忠不孝”。辛亥革命时期，为配合孙中山“驱除鞑虏”的政治主张，对吴三桂的评价是“引清兵入关，为虎作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阶级斗争的理论风行，因而对吴三桂便有“阶级本性决定了吴三桂对农民革命是最反动的阶级敌人，对清朝政府是妥协投降的汉奸、叛徒”这类责骂。文革结束后，有人又提出了“中华大一统”的观点，认为评价吴三桂“既不能站在明朝的正统立场上，也不能迁就清朝的官方观点，应从中华大一统的原则来考虑。”

其次，我们要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有一个极其荒谬的说法就是要在现实的立场上、用我们今天的思想认识来看待历史。如果这样,我们今天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你能就此指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说他们为什么不去搞社会主义吗？对待历史人物，只能回归历史，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进行评价，否则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吴三桂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借清兵剿贼的决策人不是吴三桂而是王永吉，因此他不应该对清兵入关的后果负主要责任。降清之后，他追杀农民军，为崇祯帝复仇，这是正常的，所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这是那个时代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至于三藩之乱，情况比较复杂，吴三桂最初并无反心，康熙帝亲政之初，便以种种借口，收夺汉官的权力，撤藩之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所谓“撤亦反，不撤亦反”，其实是逼使吴三桂不得不反。辨清历史事实，要在事实清楚的前提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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