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杰认为，中国媒体有很多人是在做宣传而不是在做记者，调查记者的缺位让媒体离真相更远，这会让互联网时代的报道缺乏力量。

腾讯文化 李大白

腾讯思享会2015年度“时代知行者”致敬人物——陈杰

致敬理由：

“一丝微光，敢搏黑暗”，陈杰相信直击真相的力量；摄影报道《沙漠之殇》揭露了腾格里沙漠污染问题，得到总书记批示，追责地方官员，跟踪监测直至整改达标。他不当主编，甘当“骨灰级”记者，在传统媒体人纷纷离职之际，用自己的行动定义了记者的使命。

陈杰在腾格里沙漠采访

得知腾讯思享会编辑已经到来，陈杰一口气跑上新京报社大楼六层，手里拿着一个类似于小型飞碟模型一样的东西，是个航拍器。

“我要把这个拿到福岛去，很多地方人去不了，它能拍。”这个航拍器跟随陈杰多年，11月22日，它还要被带去福岛核电站废墟拍一部纪录片，去年九月那个著名的摄影报道——《沙漠之殇》以及后续的回访有很多照片也是来自于这个航拍器。

记者本身应该是一个“知者”

对于这次受到腾讯思享会“时代知行者”致敬，陈杰说自己“受之有愧”，但他的很多认知的确都是在行动中发现的。

重点从事环境报道之后，陈杰发现自己需要补充的知识太多：“矿产污染中不同的矿——铁矿、镍矿的污染源是什么？不同的化工厂污染源有什么不同？核辐射不同的量级对人的危害是什么？这些都要去了解，这都是我知识的空缺。”

陈杰用航拍器在腾格里沙漠采访

陈杰心中的记者本身就应该是一个“知者”。对于记者来说，掌握基本的常识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整合专家资源，以此来扩张自己认知的触角。“遇到一个问题，记者的认知是需要判断从哪几个角度嵌入它、分析它。”在一定程度上，知识还是对记者行动的保护：“我必须知道在法律的层面上，什么是能作为呈堂证供的东西，这是为未来的行政诉讼、公益诉讼必须做的准备，这些东西都需要去学习。”

“在行的过程中我发现不断的看到自己知识的盲区，在行的过程中修正知，然后再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而且记者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者，永远在探寻真相的路上，所以说知行合一是记者职业最本质的行为。”陈杰想用自己的行动来定义记者的使命：“我是怎样的，记者就是怎样的；每一个人都是行动者，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知行合一的时候，实际上就会带来很多改变。”

“我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访”

陈杰2003年就来《新京报》当摄影记者，拍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得过大大小小的奖项，2014年4月，他从摄影部主任的职位上主动请辞，重回一线当记者，4个月后就出了《沙漠之殇》，这组对腾格里沙漠工业废水污染问题的摄影报道，直接引起了一场环保风暴，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批示，国务院派调查组到当地，直接敦促追责整改，让这个问题解决得十分彻底。

《沙漠之殇》的报道发出后三个月后，当地政府就来北京请陈杰回去看看整改成果，希望得到报道以扳回一局。陈杰答应回访，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行程费用全部由报社自行担负，第二个是回访的地点由他来决定，政府不能引导，也不能设置障碍。

得到当地政府的应允之后，陈杰第二天就过去了，为的是“不让他们有丝毫准备的时间”。

“整改比我想象的还要彻底，十几个污染比较厉害的工厂全部拆了，沙漠里的排污池也全部清理了，还专门建了一个固废填埋场，做了地面的修复，开发旅游产业。”今年10月29日，陈杰又去腾格里回访了一次，这次是他自己去的，他还刻意用航拍器拍了周边的情况，没有发现新的污染源。

陈杰在2012年北京大雨时采访留影

两次回访，陈杰都做了相关的报道，目的是“把这些东西记录下来，如果发现问题就继续报道，没有问题就保存资料以观后效。”他认为所有问题都需要长期去关注，三个月或者一年都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用一种手段制约了他们，如果他们又从笼子里面逃出来为所欲为怎么办？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东西。我们负责监督，报道真相，不负责说好话，这是我最基本的原则。”

腾格里的报道让陈杰发现了“影像报道+专业解读”的力量，精准的报道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是很好的推动力，“我基本上都是在做独立一些环境卫生的调查”。

独立意味着真实，同样意味着困难和未知的危险。腾格里的污染问题，陈杰不是第一个报道的记者，此前已经有一些媒体、学者或NGO介入过，当地的牧民与他们合作，受到了很多打击报复，“比如限制他的行动，侵占他的草场，禁止他们上访，甚至威胁到他们的人身安全。”

之前报道的推动力不是特别明显，反而使当地政府和污染企业更加严密地防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抵达现场并有效突破便成了大问题。但陈杰没有寻求牧民的帮助，因为他觉得让牧民来承担这个风险不值得也不公平：“我们终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让别人担着巨大的风险来帮助你完成一篇报道。”

比起腾格里，在青海木里煤矿遇到的困难更让陈杰印象深刻。木里地区位于祁连山脉，覆盖着大量冻土，有“亚洲水塔”之称。木里同时也是煤炭资源的聚集区，在这里遍布着采用毁灭性开采方式的私人煤矿。这些私采煤矿经常掘地几十米甚至百余米，把雪山挖成一个个天坑。

陈杰对腾格里沙漠工业废水的影像报道

去往木里的道路只有一条，来一个外人十分显眼。陈杰和同事刚把行李放进摇摇欲坠、虫叮鼠咬的旅店，就有人来敲门查证件了。他们被带到派出所办暂住证，一直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从中午坐到晚上，等待所谓“领导盖章”，天黑了再被送回小客栈，“因为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是做不了任何采访的，第二天早晨五点就有宣传部的人来敲门，从此24小时盯着，哪里都不让去”，陈杰说。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木里，陈杰同事的身体出了状况，被送到了镇上的医院，陈杰以去客栈给同事拿东西为借口跑了出来，他背上两套机器和笔记本电脑打了个几十斤的大包，一个人去拍摄。

为了甩掉到处找他的人，陈杰关掉手机，抄近道淌过了一条河，“河水特别刺骨，第二天就下了一场雪，在河里走几步腿就失去知觉了。”上岸之后，陈杰换好鞋袜就开始爬挖煤的山，陈杰穿的是深色衣服，往煤堆一扎谁也找不着。

爬上山后，陈杰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几十个，上百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天坑，你想一下，把一座山给挖空的样子，就像一片焦土，全部是黑色的。”他在山里拍了几个小时，把所有的照片和数据存在电脑和硬盘里，然后拿着相机大大方方地出来。

由于《新京报》和自己的名气，当地政府并没有对陈杰采取过激行为，但是不知什么原因，通往另一处采访地点的路第二天被挖断了。

即便如此，陈杰也已经拿到了足够确凿的证据，但没能在报纸上刊出，“版都已经做好了，结果夜里12点被撤下来了，特别可惜。”

陈杰还是通过网络陆续做了一些报道，把这个事情说出去了。“我在那边待了三天，第一天还在热火朝天地生产，第二、三天就大批撤离了，将近一万人的工地瞬间就没人了，动作特别快。我相信他们也是因为媒体介入这个事情，促使他们推动了这个地方进行了整改。”

陈杰的名字在内蒙、新疆、宁夏这些工业污染重灾区已经“挂上了号”，他现在到这些地方去采访，已经不敢住在宾馆里，尽量住到牧民家去，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会着冒着生命危险去采访，前期必须有周密的部署，应变也要有策略，关键是能将采访内容以更好的方式传播出去。”

“中国80%的记者都是多余的”

近些年传统媒体记者纷纷转行，或去互联网公司或做公益，陈杰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没转行，还从摄影部主任的位置上主动请辞，重回一线，甘当“骨灰级”记者，因为不想“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放到繁琐的日常事务处理中”。

陈杰觉得中国的媒体生态存在一种误区：永远是新来的记者在一线，有经验、洞察能力更强的老记者却变成了“主编”。“其实这个时代需要的是这一拨人，在国外，五十岁的一线记者是常态。但我们是相反的，记者永远像民工一样勤奋地工作，但待遇太低，他只能提薪升职，以求不当记者。”

陈杰在天津大爆炸现场采访

陈杰自认不是一个“稳稳妥妥或是随遇而安的人”，他要保持一种“随时出发”的状态，他相信自己能够继续做好一个记者，而记者还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最好途径。但已过不惑的他不再愿意去侈谈“理想”：“理想这个东西不是行动者去谈的，真正的行动者知道踏踏实实地行走带来的收获。”记者这个职业凝聚着他的兴趣与爱好，无论是运动还是读书，目的都是围绕着“用影像传播和文字表达的方法，提高认识水平和培养意志力，更好地服务于现在这个职业。”

陈杰认为过去的报道方式和教育模式有很多与记者真正的职业精神是背离的，我们应该怎么面对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如何看待社会发展中种种复杂的情况？现在需要找到一个重新建构的途径，“我们应该把它打回原形。”

“我觉得中国80%的记者是多余的，因为很多人在做宣传而不是在做记者。”记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挖掘真相，但很多记者“离真相更远”，正因此，“我们的报道总是缺乏力量。”传统媒体式微，调查记者越来越少了，陈杰认为这种现象直接导致了“媒体行业的全线滑坡”，因为缺乏调查的报道会让媒体的公信力逐渐被削弱。

互联网占据媒体主流之后，资讯越来越发达，传播的路径也越来越宽泛，陈杰觉得现在是一个互联网与传统媒体之间“寻找平衡点”的过程，终极目标就是优秀的内容能够通过互联网更好地传播。传统媒体记者的优势在于调查的慎密性，他们会综合各方面的声音，锲而不舍地挖掘真相，“此前《南方周末》、《新京报》这些媒体的调查报道就是一批非常强调职业精神的记者在做。”

“其实真正出新闻的就应该是在中国，在这个国家的转型期，有很多特别复杂的现象出现，这恰恰应该是新闻人大有作为的时代。”陈杰一直相信好的原创内容永远比平台重要：“我经常说要‘去平台化’，你和平台之间是‘互维’的作用，我们的目的永远是生产优质的内容，能够比较清晰地见证历史，否则你会留下巨大的遗憾。”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需要有一拨人把这些东西记载和传播下去，一个好的内容是被反复传播的，现在是在洗牌的过程，面对种种现象，不要着急。所有的跳槽、离职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常态，真正愿意留下来的人就会留下来。”陈杰说。

做了这么久的环境报道，陈杰越来越觉得自己最终面临的是“一个死结”：“大成本地整改，企业负担会很重，而且整个社会对企业的评价体系不包括它对环境进行改造的投入，难道我的最终目的是关掉所有污染企业吗？”陈杰问自己。

陈杰接下来的计划是专门做一组描述日本、台湾环境变迁过程的报道，因为他觉得“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日本、台湾曾经走过的路。”他希望能够寻找出真相背后的东西，帮助一些污染的地方找到发展的路径，这是环境报道意义的真正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