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社会从来就不认为女性应该拥有选择命运的权利，现代社会也时不时颂扬女知青被迫嫁给农民这类畸形婚姻，所以，有郜艳敏这样的宣传报道，并非怪事，因为“我大中国自有国情在此”。

导语：

近日，被拐妇女、“临时代课教师”郜艳敏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焦点，舆论风暴之下，郜艳敏表示希望生活平静，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应该抓人贩，不该指责她的家人，而下岸村村民更指责郜艳敏被媒体报道导致村里光棍娶不到媳妇，为什么郜艳敏和村民们有如此观点？这源于传统习俗将女人视为玩物，强调女人守妇道，更源于上山下乡时对女知青被迫嫁给农民的正面宣传。

郜艳敏（图源网络）

男人沦为弱势群体备受践踏女人更甚

不论怎么书写历史，都无法回避中国人人性中的阴暗一面，坦然面对人性的阴暗面，才能治病救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都是温情与敬意，史料中隐藏着无数残忍的事实，而这些事实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比如，将健康的人制作成“人狗”“人熊”，以博取看客的关注，赚取钱财。《清稗类钞》记载：“乾隆辛巳(1761)，苏州虎丘市上有丐，挈狗熊以俱。狗熊大如川马，箭毛森立，能作字吟诗，而不能言。往观者施一钱，许观之。以素纸求书，则大书唐诗一首，酬以百钱。”

据这个人所言，他是被乞丐骗去弄哑了嗓子，刺破皮肤，趁着血热时将刚剥下的狗熊皮套在他身上，使他不能脱掉狗熊皮，成为“人熊”，以此骗取钱财。

除了这种方式外，乞丐还会将婴儿放在大缸里养，造成其四肢萎缩，脑袋变大，以此吸引好奇的看客，赚取钱财。而这种方式，即便今天也一样存在，不少行乞之人将婴幼儿折磨成残疾，骗取大众同情心。

在传统社会中，乞丐本是弱势群体，但他们会践踏更弱势的人，以此谋财。民间如此，官方也未必好太多，以宋代为例，宋代推行义冢制度，朝廷规定守园僧人“以所葬多为最，得度牒及紫衣”，守园僧人“遂有折骸以应数者”，以便冒领“恩例”。某些地方官员居然“责保正长以无病及已葬人充”。无病就埋，也就是活埋，而这些人顶多就被杖责一百，人命之低贱可见一斑。

人命不值钱，一个男性如果沦为弱势群体，也会受到极端严重的践踏，相比于男性，女性则更容易沦为弱势群体，在男性都无法保护自身的情况下，女性更无法保护自己，战乱时期，女性往往沦为军妓，乃至军粮，成为所谓的“不羡羊”。

正常社会妇女也被视为男人附属要守贞

当然，古代社会也有太平时期，这个时候，妇女往往会被视为男性附属品，隋唐以前，妇女尚有一定地位，离婚改嫁并非难事，汉武帝的母亲也是改嫁之人，但是隋唐以后，男人们便开始强调女人遵守妇道。

唐太宗亲自撰写《女训》十三卷，强调妇女要遵从三从四德，唐太宗死后，他的小妾都出家感业寺为尼，连武则天也不例外，尽管后来武则天勾搭了李治，当上皇帝，但至少从唐太宗的角度而言，妇女应当遵守妇道。

柳宗元在《河间传》中说：“闻妇之道，以贞、顺、静、专为礼。若夫矜车服耀首饰，族出欢闹以饮食观游，非妇人宜也。”也就是说，柳宗元认为妇女应该安静地呆在家里，外出旅游不是该干的事。李翱《杨烈妇传》进一步说明：“于卑幼有慈爱，而能不失其贞者，则贤矣。”也就是说保持贞操，女人才能称为贤。

孟郊在《烈女操》中更直言不讳地歌颂说：“贞妇贵殉？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古井水。”在他看来，值得称道的妇女不但要守贞，最好夫君死了自己去殉葬。

由于政府和文人的提倡，唐代已经出现各种贞洁烈女，《太平广记》记载，唐朝卫敬瑜的妻子年纪十六岁时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决不改嫁。女人为了守贞，不惜以自残为代价，可见在唐代，女人已经逐渐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守贞成了一种社会追求。

宋代以后，要求妇女守贞之风更甚，欧阳修创造了千古名句“人言嫁鸡逐鸡飞，安知嫁鸠被鸠逐”，也就是女人嫁了丈夫，不管他是鸡是狗，也要跟随始终，曹雪芹将这句话演绎成“嫁稀随稀，嫁叟随叟”，最终变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实为中国女人的命运写照，她们没有选择权，只是男人的附庸。

作为男人的附属品，《水浒传》中的扈三娘堪称典型代表，她全家都被梁山杀了，还要听从仇人宋江的安排，嫁给又丑又矮的王英，最后还跟这个人死在一处，作为男人的玩物，这似乎就是她注定的下场，至于她在想什么，谁会去关心？

近代妇女解放不深入 妇女能顶半边天指劳动

近代以来，中国掀起数次妇女解放运动，力图改变妇女作为男人附属品的地位，也涌现出不少杰出女性，如革命者秋瑾，作家张爱玲，学者林徽因等，但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深入，更多地集中在精英阶层和大城市中，对广大农村和中下层妇女而言，解放并未发生。

举例而言，鲁迅的母亲为鲁迅安排了一门亲事，鲁迅在得知母亲的决定后，回家作坚决斗争，誓死反抗，最后娶了学生许广平，朱安则成为鲁迅反抗的代价，一生与寡妇无异，命运实为悲惨。

同样的案例，也发生在林彪身上。林彪8岁那年，父母为他找了个童养媳汪氏，1927年，北伐途中的林彪回乡成婚，但这门婚事并非他所想，于是成亲当晚就返回部队，并给父母写信表达自己的意思，劝汪氏改嫁他人，汪氏接信后痛哭几天，当众发誓此生永不改嫁，守了一辈子活寡。实际上，从朱安和汪氏身上，看不到任何近代妇女解放的痕迹，她们依然是男人的附属品。

不过，相比于张灵甫第一任妻子吴海兰，汪氏和朱安是幸运的，毕竟她们没有生命之忧。张灵甫早年娶妻吴海兰，因为行军打仗，夫妻分隔两地生活，感情生隙，张灵甫听到风言风语便认为妻子不忠（也有说法认为张灵甫觉得妻子是“共党”，但不论如何，私自杀人都是犯罪），回家将其枪杀，成为民国轰动一时的大案，张灵甫坐了几年牢后重返军队，成了蒋介石口中的“模范军人”。

可见在张灵甫的眼中，女人对自己不忠便是死罪，杀了人，无非是坐几年牢罢了。

从以上事例不难看出，民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并不深入，女人的地位没有实质性提高，作为男人从属品的地位并未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不过这句话更多是从劳动角度而非权利角度而言，引用毛泽东这句名言不能不考量其提出的时代背景：20世纪50年代农业生产大热潮时期，贵州贵阳市息烽县养龙司乡堡子村最初并非男女同工同酬，当时的妇女主任易华仙提出：“毛主席都说男女平等了，女社员也应该出工，并且工分要和男社员一样多。”于是易华仙带领妇女和男社员一起下田犁土、插秧。1955年，贵州民主妇女联合会刊物发表《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酬》的文章，表彰实行男女同酬的堡子村。毛泽东看到文章后亲批：“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之后，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迅速响彻大江南北。

因此，这个口号对应的是号召妇女参加劳动，尽管涉及权利层面，但也未能解决妇女是男人附属品的问题。

上山下乡中女性附属品的定位再次凸显

等到上山下乡运动开展时，中国女性的附属定位再次展现无遗，与男学生一样，女学生也要参与上山下乡运动，无力决定命运，更悲惨的是，为了配合政策宣传，许多女知青被迫与贫下中农结合。

河北师范大学毕业生白启娴，1968年前往沧州相国庄大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这个大队，因为一句玩笑话，嫁给了当地农民毕振远，白启娴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但这并不妨碍媒体对她的称赞。1974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敢于同旧传统彻底决裂》的文章，颂扬白启娴敢于同传统观念决裂，号召更多人向她学习。

尽管白启娴努力配合宣传部门的宣传，将自己原本凑合的婚姻很真诚地升华到了“路线斗争”的高度：“爱上农村，爱上农民，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了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了我，是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但这并未能使她过上幸福生活，也没能阻挡她积劳成疾。

1981年12月，白启娴打算离婚，但因孩子的缘故未能实现，1982年11月白启娴在痛苦中去世。与白启娴相同的案例，并非少数。知青史研究专家刘小萌在谈及女知青被迫嫁给农民时，反对肯定这种畸形婚姻，然而他的意见并未被采纳，2014年3月1日，《重庆晚报》刊发文章《重庆女知青张芬：嫁给深山农民的39？年》，文中称张芬39年前嫁到深山农村，但从未后悔过，该文结尾这样描述到：“简陋的屋里，顿时充满快活的空气。”

这种报道其实与郜艳敏的报道有不谋而合之处，都将女人视为附属品，都肯定一种本不该发生的畸形婚姻，根本就没有考虑到女人作为人的权利。

其实，中国传统中，个人的权利就是缺失的，男性尚且谈不上拥有权利，女性则更没有，碰上战乱，女性会被随时杀掉乃至吃掉，等到男人和政府开始提倡女性守妇道后，女性就彻底沦为男人的附属品，此后千余年，女性的这种角色定位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

传统文化与习俗要求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要求女性遵从命运不要反抗，因此才会有媒体去歌颂嫁给农民的女知青，歌颂被拐妇女成为乡村教师，而传统的影响，使女性甘愿认命，接受这样的安排，而没有意识到权利被侵害，所以郜艳敏说出不希望公公被惩罚，是非常自然的表现。

实际上，直到今天，多数人潜意识中都认为女性是附属品，所谓的男女平等，在大众层面上远未实现，很多时候，女性被视为财产，结婚嫁人，都需要彩礼房子，从未将女性视为有权利的自然人。

传统社会从来就不认为女性应该拥有选择命运的权利，现代社会也时不时颂扬女知青被迫嫁给农民这类畸形婚姻，所以，有郜艳敏这样的宣传报道，并非怪事，因为“我大中国自有国情在此”。

结语：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其实今天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