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是教育最大的痼疾

杨东平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现在的教育被变成了“灌水”，有的地方有短板，短板挡住了，水就越灌越多，把教育视为“灌水”是教育工程最大的痼疾。近期《衡水中学到底哪里不正常》一文反响强烈，这说明了社会对于“什么是好的教育” 还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归根结底，教育是一种点燃，是一种推动。

徐刚（知名环保作家、诗人）：现在的学生，甚至专门讲《论语》的权威，都把《论语》开篇里的“学而时习之”中的“习”字解释成“温习、复习”。其实，梁启超曾专门写文章解释“习”，是让孩子从小养成一种好的习惯，是实践，是行动。因为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人。按照传统教育，有三个“做人”的标准：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而“做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标，否则将如梁启超所说“做不成人，学问越多越坏。民国那些被唾骂的人，谁不是读过很多书的人。”

教师和家长自发远离应试教育

魏勇（北京十一学校历史教师）：我从站上讲台的第一天开始，就从没有想过要跟考试“结婚”，而是想着怎么影响下一代，让契约精神、规则意识、法治精神成为学生的共同信念，套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就是“要为尚未出现的社会培养新人”。国家的未来取决于今天的教育，今天教室里走出来的学生的观念，将左右国家未来的发展走向。而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还受国民的精神和气质所影响。现在社会上那些令人不满意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是以前的教育种下的恶果。如果年轻人的想法都是线性的、简单的，不喜欢复杂和精确的思考，那么我们的未来是堪忧的。

王晓峰（“日日新”学堂创办人）：正因为不想让孩子进入到应试教育的体制中学习，我才发起成立了“日日新”学堂，把培养“有思想、有担当、有个性、积极向上，能够接受思考新事物的、全面的人”作为教育目标。最初的加入者通常是那些因为某种原因不能上幼儿园的孩子，但现在加入的理由已变成基于对教育理念的认同。家长已越来越看清楚应试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也越来越懂得什么样的教育才是真正对孩子好的教育。

郝冰（天下溪自然学园负责人）：家长们本是应试教育的成功者，却在当下开始反思他们曾经走过的路，为孩子重新做选择。我之前工作的华德福幼儿园，最初缘起就是两三个妈妈决定一起带孩子。带自己的孩子和带十个孩子，体现的是妈妈之间的合作，当然其中也经历了很多内在冲突与成长。之所以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希望，正是因为这些家长有能力选择，有勇气承担并改变。一个老师面对孩子是容易的，但成人之间以一个非营利的、非权力的模式去合作，个体和群体文化的融合，外国教育理念和本土精神的融合，这都是挑战。但好在孩子在引领华德福和家长在慢慢前行，现在也已经出现家长共同购买、共同种地、共同去玩等类似的事情。

张燕（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我做的实践是四环游戏小组，面向的是最底层的城市流动人口，就地取材，能者为师。最初的实践主体是大学生志愿者，后来就要求每个把孩子送来的家长，必须在游戏小组轮流服务半天，通过这样的社会互助来解决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其实低端人群也很有见识，也能够自主选择。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愿意参与，也做得很好，有的家长已经变成了固定的老师。底层人群少受了应试教育的毒害，虽然他们多数是初中毕业，仅有基本文化，但他们在社会上学习、观察生活，在社会的大学里历练，跟城里、体制内的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人。

打破垄断才能拯救中国教育

魏勇（北京十一学校历史教师）：2008年刚到北京给学生上课，第一年就被告状两次，说我“歪理邪说”。好在领导比较开明，没有计较。现在不但没人告状，我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也在学校基本普及了。建议各位实践者，不要过于讨厌行政的力量，如果把他们的力量用在做正确的事上面，其效率比普通教师默默耕耘不知道大多少倍。

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当代中国需要“突围”，根本问题在“教育”，突围的希望在“民间”。要拯救中国的教育，就要打破国家对教育的垄断，实现教育的多元化。民国时期教会办学一般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出于基督教信仰讲神学，培养传道人、培养牧师的；另一个就是办很多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女子学校都有，燕京大学曾是基督教办学的顶峰。但在当代中国，基督教信仰是边缘化的，教会也是边缘化的。

余世存（独立学者、著名作家）：有人也在尝试家庭教育。大理的吴刚认为，把儿子送到学校受教育要花那么多钱，还不如辞职少花一点钱，自己教育。吴刚曾把《烦脆弱》一书推荐给儿子看，结果他儿子读完的第一反应是抱着他爸亲了一口，说老爸推荐的书太好了。这样的教育是让人看到希望的。

民间教育的人才与生源困境

张燕（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城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和四环游戏小组的人才建设都令人担忧。北京市把很多农贸市场解散了，迫于人口压力想把城市流动人员赶走，但他们回去没有生计，城市里有大量的工作机会，留下却又面临着严重的教育困境，比如今年号称史上最严“幼升小”，孩子上不了小学，所以他们可能不得不又回去了。另外，我的学生全毕业了，我也退休了，没有学生再给我用。怎么办？就只能用妈妈老师了。我在高校被边缘化，有学生想来实习，都不被认可，实践小组上不了档次、没有牌子、没有身份，老师还是农民工。虽然来的人很多，但不是想给自己的资历增光添彩的，就是来看热闹的，真正能扎下来做的很少。

王晓峰（“日日新”学堂创办人）：教育孩子相对容易，但教育家长非常困难，因为家长已经有了很多人生经验，也形成了一些不容易改变的成见。只有当家长意识到孩子受到了他的负面影响，才会发自内心地、非常有毅力地去改变。家长改变后，孩子的改变也立竿见影。所以，改变家长是一个挑战。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当务之急是让所有的黑学校、黑教育浮出水面，合法化。通过制度倡导推动政策变革已在所有先进国家成为普遍现实。比如，70年代后，美国通过每一个州修改立法来实现合法化，到前为止都修改了立法；去年，台湾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叫《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包括在家上学在内的，个人自主办学与社团办学都可以合法化。制度变革、制度创新是教育变革的制度性保障。

魏勇（北京十一学校历史教师）：高考指挥棒不朝灵活的方向去指，中学怎么敢变？如果中学先变了，就不是挨骂的问题了，而是饭碗都成了问题，分数的惩罚会让整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受到影响！

这就好像枪战片里的一个场景，双方都拿着枪指对着对方，分别叫对方把枪放下，你不放，我就不放。他提议，可不可以先把枪放下来，自己先变一点，以期引发周边环境和你的互动，如果永远都是拿着枪指着对方，这个问题真的就无解了。对于这件事，体制内应率先拿出一点勇气，要有一点冒险精神，这种冒险是值得的，因为毕竟做教育还是要有一点乌托邦精神的，不能只针对眼下的利益。

好学校不能只为培养优秀学生

马小平

邓白洋（马小平老师学生）：我的老师马小平曾说，一个好的学校不是培养出多优秀的学生，而是对学生产生多大的改变、产生多少的增值。现在很多所谓的“顶级学校”是把最好的材料选进来，送到最好的大学去，这些学生不怎么教他，他也是有非常强的学习能力。马小平到深圳后，跟当时深圳中学的王校长做教育改革，跟他合作了做一个学生领导力训练营。他说，未来社会需要学生领袖，于是就选择一些优秀的学生，教他们如何欣赏他人、如何影响他人，如何进行自我的潜能激发，当时搞了暑假训练营。这个项目还是相当成功的，种种努力和尝试是他延续下来的。

突破从自己开始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多年来社会对教育只有一种姿态：批判、旁观、抱怨、谩骂，近几年增加了一个新的姿态——逃避，可以出国留学了。但今天社会应该关注第三种选择，即自救，靠自己改变现实。所以尽管主流教育界认为应试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但在民间社会，一种新的教育生态已经在生长。从“灌水”到“盗火”，是中国教育必然要经历的重大转变。

余世存

余世存（独立学者、著名作家）：其实我们自己才是问题的本身。所以我们自己也要通过努力，不断地把自己教育出来、活出来。不是说逃脱这个时代，而是我们的人格、才学、学识至少要达到某种对等的程度，这样才有力量去教训这个时代。《论语》开篇即是 “学而时习之”，这说明了学习价值的重要性。而现在很多人以为走向社会就不需要学习、不需要自我教育了，这是错误的。每个国民都有责任教育好自己，进而影响周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