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只有儒家才能复兴中华民族大业

弘道书院院长姚中秋（笔名秋风）

姚中秋（弘道书院院长，笔名秋风）：要想回答“儒家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使命吗？”这个问题，首先得面对一个看起来不那么重要但实际上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进行中国文化的重建”。因为有一种观点很流行，就是觉得根本不需要文化建设，我们只要把制度搞好了，文化自然就来了，文化是制度的附属产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必要讨论了。所以既然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就预设了一个前提，即中国需要。

如果中国需要文化建设的话，那么要问“谁能够担当这样的一个使命？”当然我的看法是：只有儒家能够担当。或者说，除了儒家，还能有谁担当这个使命？或许有人会说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显然是个政治理论，它并不能解决文化的问题。又或者有人说制度建设、宪政，它也是一个政府安排，跟文化没有关系。还有人可能会说佛教、道教、基督教，但不可能让13亿人都去信教。所以，只要做一个排它的讨论，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回到儒家。

儒家有能力复兴民族大业

姚中秋（弘道书院院长，笔名秋风）：那么儒家自身有没有这个能力呢？我认为，完全有，因为儒家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做的就是这个工作。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了解孔子在中国文明演进历史上的承担的角色。简单说，孔子总结了他之前的中国文明，不管它是多少年，反正他是总结了，并形成了“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即经学，从而开创了儒学和儒家。所以孔子不只是儒家的圣人，他还是中国的圣人。中国在孔子之前的那段文明是赖孔子才得以保存，并且在那段历史之后形成的“中国之道”一直在塑造中国，所以说孔子是中国文明史上承上启下的圣人。

仁心是儒家所塑造的，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都被灌注了儒家的价值。还有各种宗教，不管是地方性的宗教，还是像佛教这样的正统的主流宗教，都多多少少地接受了儒家的价值，并且在传承儒家的价值。中国是一个很奇特的文明形态，各种各样的宗教其实都在传播儒家所赋予的中国价值。当然政体更是如此。中国从汉武帝以后所建立起来的政体，基本上都是个以儒家士大夫作为治理主体的复合治理结构。还有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国际秩序的理解，都蕴含了儒家的价值。所以儒家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实际上是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只有开放的儒家才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

姚中秋（弘道书院院长，笔名秋风）：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中国有什么问题，比如仁心的问题、边疆对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问题、中国在国际上的文化身份的问题，在一个开放世界中的治理架构的问题等等，大概有四五层问题。那么谁给出相对完整的方案？自由主义、新左派，只能回应其中的一两个问题，佛教也只能回应其中的一两个问题，所以我的结论是：只有儒家能够完整地回应这几个问题，当然它会有不同的办法。当然儒家有这个能力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几千年的制度搬回来或者排斥其它的各种各样的观念、价值、制度，绝不是这样。其实儒家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能够扮演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恰恰是因为它的开放和包容，比如它作为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却容纳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所以儒家的中国会是一个开放的中国。

儒家须处理好与世俗权力的关系

雷颐（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儒家跟世俗权力的关系，有一段老生常谈。为什么“五四”之后反孔，因为康有为也感到中国的价值危机，他提出要建立儒教，梁启超就反对，觉得你现在提出儒教已经不合适了，但康有为觉得还是得建儒教，他用的人就是陈焕章，这个人是每个军阀上台他都表示支持。也许今天许章润打了秋风，因为你当官我认为你是对的，等到明天秋风反过来打了许章润，我也支持。这就是作为孔教会，没有处理好儒家和世俗权力的关系，结果使儒家在中国的威望迅速降低。所以真正想要儒家担当起某种责任，首先和世俗权力的关系要处理好，这是一个历史的经验。

雷颐：仁政学说应付不了现代社会

雷颐（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严复说，中国人没有权利观念，公私不分，国家就有一切权力，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是奴隶，而且还是斯巴达式的奴隶，不是雅典式的奴隶。严复还说，中国所谓的王朝根本就不是国家，就是一家，唐就是姓李的，宋就是姓赵的。所以“五四”说什么中国人是奴隶，其实都来源于这儿。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

还有梁启超也介绍了权利观念，他说中国人就没有权利观念，没有权利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就是奴隶。由于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只有皇上一个人是人，所以他用的词有点文学性的夸张，说中国人碰到权力者就是像妓女见到嫖客一样，这比鲁迅说得过分得多。我不是说他说得对，而是说“五四”在深度、广度都没有超过戊戌和辛亥。

梁启超还说，仁政是中国古代很好的学说，能够对现代有某种用处，但是他说必须要区分这和现代的政治观念是不同的。仁政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权力的来源还是在皇帝，不是在人民。而现在政治观念里面最基本的观念是，权力的来源于民。尤其在传统社会，人民不成熟需要仁政，仁政有用，而到现代社会仁政就不够用了。

文化悲情已无存在必要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对于无论怎样褒扬儒家学说，我都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里面有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即文化悲情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消除。从1949到1970年代都有这种文化悲情，与西方文明争高低，与其它文明争高低。这原本可以理解，但到了今天，我觉得应该有所弱化。文化一度要在被打压的绝境中求生存，所以那会导致为中国文明做烈士的想法，但现在没人打压了，这个文化悲情也没有必要了。并且秋风说，只有儒家文化才能有作用，这种文化独断的本身恰恰与多元时代要求开放的心胸、世界公平的话语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觉得不要说得这么独断。

许章润：所有学说都要为中国转型服务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走到今天，我们一切的言论、一切的思绪、一切的悲情可能都围绕一个问题而深化：就是一百多年的转型到了今天如何转下去？这可能是思考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除了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问题，怎么让中国政治这种优良政体为转型助力，怎么通过未来两代人的努力，把它变成一个开放、多元、人民共和的政体，也可以是其它的政体，这个方向是不可回避的。

所有的学说都要回答一个问题：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到今天为止，儒家学说没有给出让人信服的回答。比如自由主义者还有一般人都要承认主权在民，政权为主，政府为客，民治以法，大概这样一个基本思路。所以政治权力的来源问题不能回避，而儒家恰恰在回避。如果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就要通过现实的政治制度安排来表征、彰显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然最大的彰显就是让人民通过阶段化的、仪式性的授权来表征公民化身为选民，从而行使自己的、授权的主体功能，如果没有这条，谈不上主权在民。所以政府的周期性合法性，恰恰是通过授权而获得永久性、正当性的外在表征。如果没有这条，政体的优良性、正当性问题就没有得到解决。由此也牵涉到一个问题：作为当下中国任何一个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如何对待世俗权力，如何构成他的道德立场，对他的人格都是巨大的考验。

吴思：文化复兴大任需多家融合而非一家独当

《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

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谁能够承担中华文化复兴的大任，如果让党来说，就是马列主义；如果让儒家来说，就是儒家；如果让自由主义分子说，就是自由主义。我觉得真理不在任何一方，可能在那个中间，就是互相博弈的结果，最后出来的一个现实状态，可能要互相融合。我最看好的是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融合，它们要接轨。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儒家跟马列主义的急剧下降的几个阶段之后的状态，与斯大林主义接轨，很像是儒家和法家接轨。我觉得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融合的结果，而不是某一家担当大任。

高全喜：现代儒家无法担当文化复兴重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高全喜

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院长）：到底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实际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儒家，我们找到的理论路径都是苏格兰启蒙思想。苏格兰启蒙思想是一种经验论，而儒家的方法论是一个文明演进论。实际上真正的儒家精神、孔子是在当时的那个古今中西之变中确立了他的姿态、他的作为，但是我们第二轮的目前更大的古今中西之变的交汇场合，现代的儒家文化能担当起来吗？我觉得担当不起来。所谓的鼓吹儒家思想的几个流派，要是真正回到过去的话，那比孔子差远了，因为孔子是回应当时的古今之变，中国当今的古今之变不是要退回叫儒家的儒家，而是在文明演进中对所谓的世界文明有一个开放性的主体地位。

何怀宏：儒家是历史的宪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觉得今天比较平和，都是建议性的，而不是批判性的。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如果随着某些政治压力，会不会又回到秦晖当年所说的，秦王不能刺了就刺孔子，就是以批儒什么的来代替。这对儒家是不公平的，不要说对孔子，包括对董仲舒和朱熹。所以儒家靠近权力，有时候也起了黏合的作用。权力有权力的逻辑，知识有知识的逻辑，比如有的人寄希望于汉武帝，比如他统治思想的问题，因为前面法家胜利过，文景之治也是很好的休养生息的胜利，但是它不能够持久和教化。

儒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历史的宪政，包括汉武帝，其实他完全是他自己权力的逻辑，包括董仲舒，他只是把他的理念说出来，其实很多东西实现了。虽然董仲舒个人的遭遇很不如意，但是有些可能会起些黏合作用。这些也不是不需要，你也不能说他就怎么了。如果我们没有抱有政治完美主义、完全的纯洁主义，这就算相当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