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正在书房里写一个计划，9岁的儿子跑进来，手里拿着一只沾满泥土的小虫子，缠着我问东问西。我头也没抬地说：“我现在很忙，晚点儿再告诉你。”“好吧，爸爸。”儿子闷闷不乐地说。儿子声音里的不快让我的心猛地一震。我抬起头来，看着儿子垂头丧气的背影，突然想起多年前的往事。

那时候，我12岁。一天，我和两个弟弟正兴高采烈地看电视。爸爸走进来，让我们到游戏室去。我兴奋极了!我以为我们要一起打台球或者看电影。“每人带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爸爸冲我们喊道。难道要我们做作业或者更糟的事情——开家庭会议?我们走进游戏室，发现那里有一块巨大的黑板，黑板的正前方放着三把金属折叠椅。爸爸让我们坐在椅子上。“我希望你们全神贯注地听我说。”我们立即开始抱怨起来。“妈妈在哪里?”小弟问。“要很长时间吗?”二弟叹着气。我坐在那把不舒服的椅子里，身体不停地扭动着。

“从现在开始，”父亲说道，“以后每星期我们都要开一次会，就我们几个男人。我要把自己从生活中得来的知识和经验教给你们，帮助你们长成一个强壮、自信、对社会有用的男人是我的责任，这个责任我会很认真地担当起来的。”

“那需要一生的时间。”

“也许。”他转向黑板开始写字，“也许。”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不论是下雨还是晴天，爸爸每星期都会给我们上一堂关于生活的课。课的内容涉及到各个领域——青春期、礼节、约会、尊重女人、孝敬老人、景观美化、汽车修理、预算、投资、市民责任等，我们记了一本又一本。当我快到18岁的时候，原本每周一次的课程变成了每月一次，然后变成了几个月一次，到后来，我和弟弟们都长大了，我们交了女朋友，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和校外兼职，这一切让我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时间聚到一起上课。比起丰富多彩、忙忙碌碌的青少年生活来，我们每周一次的课程和笔记本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它们很快就都成了回忆。

再后来我们都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但只要在生活中遇到挑战，我和弟弟们都会疯狂地到阁楼上、地下室和贮藏室里寻找我们的笔记本，但都找不到了。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我们三兄弟中就会有一人打电话回家，向爸爸寻求指导。上个月，我为一件犹豫不定的事情，踌躇地拿起话筒，打电话给他。虽然心里明知道，他一定会大笑着问：“你的笔记本哪去了?”但还是想得到他的建议。父亲对我们从来没有吝惜过时间和智慧。

想到这里，我放下手中的笔和正在做着的计划书，毫不犹豫地走到院子里，叫道：“儿子，把你的小虫子拿到游戏室来，再去拿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我们来上一堂生物课。”(李岳锋摘自《环球时报》)